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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法治內容及其重要意義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10-01

  摘要:當前,針對中國古代法治的否定論需要區別廣義與狹義的法治概念。從廣義法治概念來看,中國古代存在法治。不僅如此,中國古代法治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其至少應該包括:以“富強”“平等”“文明”和“公正”為外在目標的目的價值;以“內容精確”“結構簡約”和“邏輯清晰”為內在道德的形式價值;以“情”“理”“合”為評價標準的評價價值。

  關鍵詞:中國古代法治; 目的價值; 形式價值; 評價價值;

  一、中國古代法治概說

  法治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即狹義的法治和廣義的法治。狹義的法治是指以自由、平等和人權等價值為目標,以權力制約和權利保護為要義,達到“良法善治”的治理模式和社會秩序。這種法治的理解也是從近代意義的法治角度。廣義的法治指規則治理或規則之治,是人們在長期的歷史社會實踐中,對于如何用規則更好地治理國家、調整社會和規范個人行為所形成的法律的統治。“從廣義上說,這意味著人們必須遵守法律,受法律所支配”[1]。這種法治的理解更具有一般性包容古今中西。

  如果從狹義的法治概念出發,必然會推導出中國古代無法治的結論 (1) 。因為這種法治的理解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的,尤其是近代西方的理性文化與科學進步。這種對法治的理解無疑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而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是中國古代也創造了輝煌的文明,為世界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表明中國古代治世之道存在歷史合理性,否則中國文明不可能延續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如果從規則之治的廣義法治概念出發,中國古代也存在法治。因為無論儒家所倡導的“禮治”,還是法家所倡導的“法治”,其本質都是規則之治。

我國古代法治內容及其重要意義

  這樣區別兩種法治的意義在于,當談論狹義的法治時,是從現代化的治理模式的角度去描述,在近代,中華法系瓦解不適應歷史潮流,中國近代百年的努力就是實現法的現代化或國家治理模式的現代化,也就是近代意義上的法治。所以,狹義的法治是我國法治之路的重要參照系,是法治之路的目標和路徑重要指引;而當我們談論廣義的法治的時候,是在談論歷史上規則之治所形成的有益經驗和資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盡量消除古今之別、東西之爭,只是關注歷史上那些曾經發生過良好效果的規則治理模式和經驗。在當下,如果說狹義的法治提供的是方向或路徑的話,那么廣義的法治提供的就是資源和經驗。兩者具有各自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從規則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的法治是“禮法合治”。“可以說,‘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共同釀造了中華法系”[2]。理解法治不要單單從西方的角度理解,還應從中國古代的治理模式角度去認識。界定中國古代的法,常常會提及《說文解字》中對法的理解,法律就是刑罰。但這種理解似乎并不全面,西方意義上的法對應的中國意義上的法,僅僅從刑罰上理解的話,所得出的認識必然是西方意義上的法具有規則性,而中國意義上的法只具有懲罰性。而實質上,法之所以稱之為法,其必然包含規則性與懲罰性(強制性),兩者缺一不可。在中國古代,與西方意義上法對應的其實不僅僅是中國古代所認知的“法”,還應該包括“禮”,因為“禮”主要體現規則的規范性,而“法”主要體現規則的懲罰性,只有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規則意義上的法的概念。“千萬不可把‘刑罰’和法混作一件事。刑罰是自古以來就有了的,‘法’的觀念是戰國末年方才發生的。古人早就有刑罰,但刑罰并不能算是法理學家所稱的‘法’。”[3]因此,西方“law”一詞在中國古代對應翻譯為“禮法”,現代應該翻譯為“法律”。“禮法與法律這兩種譯法表明的正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態度,兩種迥異其趣的文化本身”[4]。早在西周時期,禮就具有了規范性、自覺性和差別性。后來的帝國時代,“禮”獲得了規則的普遍性,與刑罰意義的“法”共同承擔規則之治的歷史使命。

  二、中國古代法治的價值

  (一)中國古代法治的目的價值

  任何法治都有其理想圖景與價值追求,中國古代法治也不例外。中國古代法治所追求的富強、平等、文明、公正至今仍是當代中國人民的價值追求,這些核心價值歷久彌新,經久不衰,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瑰寶。所以,盡管古代法治的目的價值有些已經不合時宜,但以上價值觀念已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接納和傳承,成為當下社會主義國家價值追求。

  第一,富強。戰國時期各諸侯國變法主要目的就是富國強兵。如果說春秋時期富國強兵還只是稱霸一方的“霸道”,那么戰國時期富國強兵則是統一天下的“王道”了。秦孝公用商君變法旨在用法律實現富國強兵。商鞅通過一系列的法令也確實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墾草令》廢井田,獎勵耕織;《分戶令》編戶齊民,《軍爵令》造就虎狼之師,秦國的強大并最終走向統一源自商鞅變法。后世的各個朝代也都紛紛效仿秦朝,通過變法來實現國家的富強。魏孝文帝改革、宋王安石變法、明張居正變法、清戊戌變法,盡管這些變法有成有敗,但是中國古代王朝通過變法實現富強的愿望始終未變。在法與社會發展意義上講,變法可以理解為改革,即通過法律的社會變遷。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法治一直把通過法律的社會變遷作為實現國家富強,適應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

  當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富強之路的“中國夢”必然離不開變法與改革。堅持改革、深化改革是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這一重要思想與中國古代法治追求富強的理念可謂一脈相承。

  第二,平等。中國古代法治所追求的平等與當代所追求的平等是有區別的。平等有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的區別。法律中所說的平等,首先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司法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樣情況同樣對待,類似案件類似處理”,這意味著法律按照不同的血緣、身份、民族、職業、才能等是有區別對待的。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法治追求的是同一位階上或同一類別上不同人之間的平等,而不是不同位階、不同類別的人之間的平等,這是一種有差別的平等。中國古代社會各個階層等級并非鐵板一塊,具有很強的流動性。所謂“朝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明代以后,地方精英‘富不過三代’,罕有長逾四五代而家聲不墜的家族”[5]。也就是說,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是完全開放的,要想出人頭地就通過個人的努力并非完全不可能,科舉制度提供了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這種絕好的激勵機制在某種程度上給社會增加了活力與動力。因為司法特權并非免費午餐,是通過十年寒窗所得,而且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十年寒窗也未必會有收獲。這要比追求實質平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要高明的多,因為實質平等聽上去很合理,但操作中更容易導致“平均主義”的惡果,要知道人在生物性上就是有差別的,法律使人平等或人“被平等”與法律的平等對待是有本質差別的,前者是一種新的奴役和壓迫。

  當代中國,真正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現在要堅持司法的平等,反對特權。但在經濟領域形式平等還是有借鑒意義的。當代中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充分體現了既要現實大多人的無差別的平等,又要根據個人的能力特點給與差別對待,這可能就是對中國古代法治形式平等的一種繼承和發揚。

  第三,文明。西漢時期因“緹縈上書”引發了文景廢除肉刑的改革。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本上廢除宮刑。奴隸制中殘忍的肉刑的廢置體現了中國古代法治文明程度的逐漸提高。中國古代的刑罰在宋以前一直較為文明,到唐朝時候其文明程度之高引得萬國來朝,各國爭先效仿。但從宋以后,一直到元明清各朝肉刑被廣泛的恢復,近代清末修律的直接原因也是因為法律有過于野蠻之嫌。需要指出的是自宋以后,不斷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這些少數民族的刑罰多為肉刑,如“凌遲”之刑源自西遼(契丹民族一支),民族融合之際一些的肉刑恢復在所難免,不斷有少數民族政權的存續與入主一時間很難改變肉刑適用的慣性。這種現象其實西方世界也存在過,如日耳曼民族的遷徙造成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歐洲走向了中世紀,其法律文明程度比古羅馬時期大大落后,直到中世紀后期隨著羅馬法的復興,歐洲落后的法律文明才重新煥發生機。因此,法治的文明程度不能靠一時一事去評判,而應該從總體上、趨勢上來看。

  當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要求我們在復興自己文明、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也要學習古今中外法治文明中的合理之處,這充分體現出中華民族對于文明的向往與追求。

  第四,公平。公平正義不僅僅是中國古代法治的價值追求,同時也是當代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價值之一。中國古代各個王朝都用制度來保證法治的公正。由于司法公正是法治公正的集中體現,而司法權又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因而用制度來約束官僚集團的職權歷來為法治的主要內容。西周時期就有懲戒司法不公的“五過之疵”,后世各朝多有“失刑”“不直”“縱囚”和“出入人罪”的規定無一不是對官員權力的監督和防范,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法治追求公正的理念。中國古代有許多維護司法公正的經典案例。如在西漢時期,漢文帝過渭橋時因一個外縣人的突然跑出驚嚇了他的馬匹,就逮捕了該人治罪,廷尉張釋之審理過程中發現該人并沒有故意為之,而是誤以為皇帝車馬已離開,依律應處罰金。漢文帝對結果不太滿意,張釋之強調:“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不能以皇帝的喜好而任意改變,否則就會失信于民,最后文帝不得不認同張釋之公正判決。

  中國古代法治所追求的公正價值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讓公民在每一個案件中體會到公平正義就是在強調法治所追求的公正價值。當然,中國古代法治所追求的公正是相對的,受到歷史局限其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公正,但這并不影響公正本身的當代價值。

  (二)中國古代法治的形式價值

  第一,內容精確。唐太宗強調法“不可一罪作數種條”,如“六殺”制度。該制度形成歷經各朝,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對殺人這一嚴重的犯罪行為的詳盡而精確的規定。據《唐律疏議》中“盜賊”和“斗訴”中記載:“六殺”分為“謀殺”“故殺”“斗殺”“誤殺”“戲殺”和“過失殺”。如此詳細的區分說明古代法律對殺人行為的認識已經非常成熟,不僅如此,對于每一種殺人行為的處罰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謀殺按照殺人罪數和不同階段分別進行處理;故殺,一般處斬刑;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戲殺則減斗殺罪二等處罰;過失殺以“贖”論。如此詳見的處罰方式之規定不得不為唐律內容精確所折服。

  法律規則能夠很好適用的一個最基本的價值就是精確,最忌含混不清、模棱兩可、似是而非。這一基本價值不僅僅在古代,在當代的法律中也是一個最基本的“道德”。美國學者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主張法律的八個內在價值,其中之一就是法的確定性。

  第二,結構簡約。西漢之初,在李悝《法經》六篇上加了三篇,成為《九章律》。《曹魏新律》增加“刑名”篇置于律首,作為總則之用,西晉《泰始律》增加“法例”篇,放在“刑名”之后,共同作為總則之用,《北齊律》把“刑名”與“法例”兩篇合為“名例”篇,置在律首,作總則之用。經不斷刪繁就簡,《北齊律》最終確定了十二篇的結構,這種結構為隋唐宋元一直沿用,直到明朝初年朱元璋時期才改為尚書省六部的結構。總的來說,中國古代律作為最重要的法律形式一直強調簡約。中國古代社會一直處在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融合的局面,如此復雜的社會關系放在律法中僅僅以十二篇的結構,明清時期名例加六部結構成為七篇結構,就可以囊括其中,有條不紊的進行調整,確實為后世法典編撰之楷模。

  第三,邏輯清晰。中國古代的法律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尤其是法律適用過程。出現在《泰始律》中的“五服”制度,是按照血緣的親疏遠近關系的五種“服志”來確定罪行的有無和處罰的輕重的。“直系尊親屬而外,期親尊長最親,大功次之,小攻又次之,緦麻是邊際親屬,最疏,所以刑法上卑幼的責任也根據不同的親疏關系而又差異,毆殺期親尊長的罪僅次于毆殺直系尊親屬,大功、小功、緦麻以次遞減。反之,尊長愈親者,愈有權力督責卑幼,因之殺傷卑幼的責任也就愈輕”[6]。概括言之:血緣關系越近,長輩殺害或毆打晚輩不成立犯罪,或成立犯罪但處罰較輕;反之,如果晚輩殺害或毆打長輩則成立嚴重的犯罪(惡逆),而且處罰是比較嚴厲的。從這個意義上,法律的定罪和處罰的邏輯,是一種按照人的血緣親疏遠近所形成的關系邏輯或身份邏輯。不僅如此,中國古代法治注重邏輯的推演,唐律中規定只有言辭證據不能定案,據唐律中記載,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以做“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的法律推理,雖然屬于類比推理,但也體現出中國古代司法注重邏輯的事實。南宋時期特別注重從案發現場的勘驗中發現證據,推導出案件的事實,宋慈《洗冤集錄》作為中國最早的法醫學著作體現了中國司法重科學、事實和邏輯的精神,反對主觀臆斷。

  (三)中國古代法治的評價價值

  第一,“情”。作為中國古代法治評價標準的“情”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含義:一方面,指案情。據《左轉》記載,曹劌認為“可以一戰”的原因在于“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論戰的記載反映了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對案件真實情況的重視。由此可見,合乎“情”是獲得民眾認同和支持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指人情。人倫之情,中國古代主要是“五倫”之情,集中表現為君臣之情與父子之情;法自君出,對君主的至高評價應該是“仁愛”,“君仁”才能“臣忠”;對父親的至高評價應該是“慈愛”,父慈才能子孝。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法治人文關懷,也是中國人獨特的“良知系統”。孫隆基認為,“‘良知系統’是用來說明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的,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對‘人’的不同的設計”[7]。

  清代國家大典“秋審”中存留養嗣(留養)制度就符合中國古代法治“情”的標準。留養制度是指如果應當執行死刑、流刑等罪犯,家里如果有直系血親需要贍養,除了罪犯外沒有其他家庭成員,則暫不執行,直到年老的直系血親死后再執行刑罰的制度。該制度既符合君仁之“情”,又符合父子之“情”。符合“情”的評價標準在中國古代法律中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違背“情”的標準被認為是離經叛道。明代張居正因其父親去世應該依法“守制”(暫離工作崗位,回家守孝三年),但因政局需要萬歷皇帝特準“奪情”(皇帝詔令不守制)。由此而招致朝堂上下對其猛烈抨擊和謾罵。《冷廬雜識》記錄了一個這樣的案件:清乾隆年間,胡長齡在州衙任上曾協助辦理過一個盜竊案。罪犯自供糾集眾人從大門入室盜竊,經查證定案了。胡認為這些案犯都是些貧苦之人,如果一律判“斬刑”則犯了罰不當罪的錯誤,但州官以上級催迫,來不及另外改寫供詞案卷材料為辭,胡就請州官在“大”字上添一點,將“大門”改為“犬門”,從而改變了本案的性質,使搶劫者變為盜竊者挽救了這些難民的生命,堪稱“妙判”,以胡長齡為代表的中國法官確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以用法寬仁為己任。

  在當代,雖然法治的評價標準首先是合法性,但合乎“情”的觀念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仍然具有一席之地。受到中國古代法治合乎“情”評價標準的影響,當代法治建設對于法院的判決就提出了比合法性更高的要求,法院的判決要讓人民滿意。如何滿意?可能符合人民的情感需要才能滿意,當然,這里的情并不是古代社會的君臣父子之情,而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人的情感,更不是說為了讓人民滿意,符合“情”的評價標準就可以去違反法律,破壞法治。

  第二,“理”。作為中國古代法治評價標準的“理”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含義。1.天理。也可以理解為天道、常理或規律。所謂“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這里的“常”就含有天理之意。“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余”,由此可見天理與人道的差別。上天的理應為人所接受和遵循,即為“天人感應”,視為“天人合一”。“在儒家,‘人’是一個道德性存在,而‘天’則是人的道德性的提升與折射,從而亦有道德性的意義。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其目的在于從形而上的高度確證人的道德原則或道德生活的當然與必然。”[8]“自然在這一面,人文在那一面,兩者配合,乃是大中至正之道,是合天然與人文為一大全體”[9]。中國古代法治的合法性基礎即為“以德配天”,所以要“明德慎罰”。漢代出現的“秋冬行刑”制度也是“天理”的體現,要求執行死刑必須要在每年霜降之后,天地始有肅殺之氣,才可以實施。2.道理。理解為道德之理,講理,說法之意。常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道德之理是多元的,原因在于道德本身就是多元的。因此,多元的道德必然會造成沖突,往往會造成“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局面,這就需要權威的道德來評判,權威的道德就是圣人之言。漢代開始出現的“春秋決獄”制度,就要求在疑難案件中,沒有明確依據時候,可以按照儒家經典“春秋”的圣人之言,作為案件審理的依據。總而言之,雖然道理很難講,但是要求必須要講。因為“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理屈詞窮”,“沒理也要辯三分”。可見“理”是如此重要。3.法理。法律中的原理。法律中的原理應當有別于道德之理,雖然從來源上講。法理與道德之理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古代禮法本為一體,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但由于法自身的獨立性,其必然會有區別于道德之理的法理存在。

  當代社會,社會主義法治強調合乎“理”,首先應當是法理。因為隨著中華法系的解體,法律與道德已經分離,成為兩個彼此獨立的領域。盡管如此,由于傳統社會的慣性與文化的影響,合乎道德之理作為中國人行為與評價準則仍然發揮著作用。“秋菊打官司”的例子說明在鄉土中國,人們往往只是為了一個“說法”,而并不是要真正訴諸法律。與其說追求法理,不如說是追求道理(說法)。這也就更容易解釋為什么法院的判決和法律的結果有時完全合乎法律,但當事人卻很難接受,但如果是合乎理,當事人獲得了一個“說法”后,縱然合法性存在瑕疵,卻往往會欣然接受。因此,中國當代法治尤其是現階段還并不能完全忽視“理”的評價標準,應該給與足夠的重視。

  第三,“和”。“禮之用,和為貴”。作為中國古代法治評價標準的“和”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含義。一是和睦。主要指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所謂“家和萬事興”。西漢時期形成的“親親相首匿”(容隱)制度最為典型。“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意思就是說,如果父母犯罪,子女隱瞞犯罪事實,或者是子女犯罪,父母隱瞞犯罪事實,不構成犯罪,道理就在于維護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與和睦,實際執行的范圍已經超出家庭成員的范圍 (1) 。其實拋開倫理因素不說,由于父母子女之間的情感過于親密,以至于會出現包庇或隱瞞犯罪事實的情況,確實可以理解。有時候可能是基于人本能使然,考慮到如此情況,中國古代法律并沒有強人所難,而是充分的考慮到了人的本性,試想古今中外,沒有哪個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獲罪,同樣也沒有哪個子女希望自己的父母獲罪。二是和諧。“中國古人卻正有見于人類生命之和諧———人自身是和諧的;人與人是和諧的;以人為中心的整個宇宙是和諧的”[10]。法律更為關注社會中人與人的和諧。“中國傳統和諧社會和西方現代個人主義社會典型地代表著法治的兩端”[11],唐律中就記載一種“化外人”制度:“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依法律論”。意思是說,如果在唐朝時候,同一國家的外國人之間違法或犯罪,依照其本國法律來處理,而如果不同國家之間的外國人之間或者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違法或犯罪,依據唐朝的法律。這項規定既維護了國家主權,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法治的與鄰為善、平等待人、不歧視的和諧精神。三是和平。用法律的手段解決爭端一直是中國古代法治的一貫主張。縱觀中國歷史,雖然不斷有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戰爭,但通過和談簽訂契約的形式來獲得和平卻是主流。從“澶淵之盟”到《尼布楚條約》,漢民族政權強大卻并不是用武力去征服,那種“犯我強漢,雖遠必誅”的早期觀念并不能詮釋“止戈為武”的真諦。

  當代中國,“和”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評價標準并沒有過時。因為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世界的和平仍然是中國人民向往的。黨在現階段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用法律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已經被世界上愛好和平與發展的各個民族和國家所廣泛認同和接受。這是對中國古人智慧的傳承,也是中國古代法治給世界留下的寶貴遺產。

  三、結語

  受到近代歷史和救亡圖存的雙重影響,對古代法治的價值往往會出現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這種否定論的態度集中體現在用狹義的法治概念去排斥和否定廣義的法治概念。這種認識有以下弊端:第一,從狹義的法治出發,很難避免一種偏激的思維方式和態度。以現代的思維和觀念來分析和解讀古人的行為,其本身是否合理有待商榷。況且“中國古代社會并非絕然不存在‘法治思維’的雛形”[12]。第二,狹義法治優于廣義法治概念更符合社會進化論。這種認識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進步是否有必然性?“難道,我們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們真的是如此聰明?”[13]第三,狹義的法治概念容易導向西方中心主義。雖然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與人權等核心價值已被廣泛承認,但狹義法治的概念源于西方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很容易讓人誤解為狹義的法治就是西方意義的法治。“完全舍棄中國固有的文化,全盤照搬西方文化,既沒有可能,也不符合客觀需要。”[14]

  綜上,認真對待中國古代法治,探究中國古代法治的當代價值不僅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而且有利于建立一種文化自信。對中國古代法治的不斷反思與自覺,不斷發掘和探究中國古代法治的當代價值,是“古為今用”,不斷激活中國傳統文化,保障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華路徑的有益嘗試。如果要對近代西方法治加以改造,可能運用本土的法治資源是無法回避的。正如孟德斯鳩所言:“應該用法律去改革法律所建立了的東西,用習慣去改變習慣所確定了的東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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