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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監護”論的內容及其用意探討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9-09-17

  摘    要: 17世紀上半葉, 崛起于東北的后金勢力對明王朝構成嚴重威脅。薩爾滸之戰后, 明在與后金的軍事角逐中連續敗北。為恢復遼東, 明廷急需與朝鮮建立掎角之勢。但朝鮮光海君因國力疲弱而不堪后金的軍事威脅, 搖擺于明與后金之間。基于此, 徐光啟在萬歷末年和天啟初年兩次提出了“監護朝鮮”的方略, 目的是控制朝鮮, 并防止其與后金的聯結。與此同時, 遼東經略熊廷弼等人也提出了屯兵練兵朝鮮義州的戰略。這是朝貢關系體系動蕩時期明廷內部出現的對朝外交政策的一種變通論,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國間的彼此信任關系。

  關鍵詞: 徐光啟; “監護朝鮮”; 朝貢關系;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 th century, the Later Jin's forces that rose in the Northeast constitut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Ming Dynasty.After the Battle of Saerhu, Ming Dynasty suffered a succession of defeat in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with the Later Jin.In order to restore Liaodong, Ming Dynasty urgently needed to form a two-sided attack to Later Jin with Chosun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of its weak national power, Chosun Dynasty's Guanghai Jun was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military threat of Later Jin and swayed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Later Jin.Based on this, Xu Guangqi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guardianship of Chosun Dynasty”twice in the last years of Wanli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ianqi, with the purpose to control Chosun Dynasty and prevent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Later Jin. At the same time, Liaodong Jinglue ( a high official) Xiong Tingbi and others also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stationing and training troops in Yizhou, Chosun.This is a vari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hosun Dynasty in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turbulent period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s system, which affected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 Xu Guangqi; “Guardianship of Chosun Dynasty”; Tributary relations;

  歷史上的朝鮮王朝自開國之初就與明王朝建立了朝貢冊封關系。其關系的性質,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謂:“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爾禮部移文諭之,從其自為聲教。”1在經歷了200余年的和平穩定關系之后,隨著明末國內局勢的動蕩,明廷內部出現了與傳統朝貢關系體制相悖的對朝鮮關系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徐光啟的“監護朝鮮”論。徐光啟的對朝外交變通論,明廷內部的贊同者雖然不占少數,但并沒有引起多大的波瀾,而在朝鮮朝廷則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朝鮮為此派遣使臣赴京力爭,最終這一舉措未得以實施。“監護朝鮮”論之所以曇花一現,究其原因,朝鮮使臣的作用只是較少的一面,更為重要的緣由則在于此時的明廷在經濟、軍事等方面已經處于難以為繼的地步,尤其是在與后金的戰爭中又一敗涂地,急需與朝鮮形成掎角之勢以應對后金。目前學界對于徐光啟的“監護朝鮮”論,尚無專門研究。筆者認為,這一問題是研究明末朝貢關系體系震蕩時期明、朝鮮及后金三方關系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同時也是研究朝貢關系體制發展演變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本文著重討論“朝鮮監護”論的內容及其用意,并根據明廷臣僚的反應以及熊廷弼等人的屯兵朝鮮義州策,揭示這一外交變通論的本質問題。至于朝鮮的反應及其應對策略,鑒于韓國學者已經有相關研究成果2,本文不再贅述。

  一、“朝鮮監護”論及其緣起

  明萬歷四十七年 (1619) 三月,明在經歷薩爾滸大敗之后,六月又被后金攻陷開原,明王朝“將士覆沒,遼陽、廣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1]106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徐光啟上“遼左阽危已甚疏”,奏請“亟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其內容如下:

  臣竊惟逆奴累勝未遂深入者,后有北關,前有朝鮮,非彼貿首之仇,則我懷恩之屬也。今開原不守,北關隔絕,鞭長不及馬腹,必且折入於奴。朝鮮則師徒喪敗,魄悸魂搖。昨傳謾書恐嚇挑激,鮮之君臣事勢狼狽。既為遜辭復之,繼以敗將俘軍羈留為質,且怵且誘,遂入牢籠,贄幣餼牽,交酬還往,鮮奴之交已合,蕩然無復東方之慮矣。從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遼。射天逆途,殊未可量。即使遼左尚存,而鎮江、寬甸再有一失,朝鮮又為異域,后來以小攻大,鮮或不從,脅求假道,易于反掌。況奴之狼戾無親,鯨吞莫厭,弟婿至親,皆殺而并之,何有於鮮哉?二者居一焉,即我水路萬里,皆為寇場矣。晉楚爭鄭終春秋之世者,為其左投左重,右投右重也。今結好朝鮮既是奴之狡謀,則聯屬朝鮮,即為我之勝算。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漢開河西四郡,通西域,置護羌戊己校尉、都護、長史、司馬,以控制諸國,斷匈奴右臂。監者察其情形,護者扶其顛危也。朝鮮形勢略似西域,寇氛之惡,亟於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皇上數年宵旰,殫財竭力,爭滅國於強倭之手,摯而與之;今者不賴其用,而棄以資敵,失策之甚者也。經臣楊鎬咨行該國,激以大義,勉以自強,是矣。大義彼所夙諳,其如強威狡計,誘脅百出,宜須日夕提撕。至于自強之策,則該國素習文弱,豈能強勉?臣之愚計,謂宜仿周漢故事,遣使宣諭,因而監護其國,時與闡明華夏君臣,天經地義。加以日逐警醒,使念皇上復國洪恩,無忘報答。再與點破努賊之巧圖惡,并是其故智,要盟偽約,豈足依憑?鮮之君臣明理蹈義,如此面命耳提,寧無感動奮發?察彼心神無二,就與商略戎機,令其漸強,可戰可守。若被誘脅,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一面密切奏聞,以便措置防范。大都出疆機事,難可豫擬,綜其大指,不出監護二端。倘合濟師及他申索,亦宜隨時度勢,斟酌聽許。如此,即狂謀無厭,可以犄角成功。若暫守封疆,亦是輔車相倚。譬之弈棋,雖布閑著,實得外勢,必勝之術也。此項差遣宜用大臣,但恐事機難料,仍須回顧國體。若選取名將,乃是戰守急需,使事所重,又非全在武力。泛遣弁流冗職,只以辱國僨事而已。竊考詞臣奉使該國,自有成規,臣今自薦,愿當此任。遼事急切,不必多抽士眾,只須議定餉給,聽臣選擇參佐義從二百余人,中帶巧工教師,以便相機應用。臣本文儒,未習軍旅,封胥禪衍之功,何敢邃以自許?至如古之良使,傳其信辭,士之有恥,不辱君命,臣雖不敏,竊有庶幾之心。但此舉兵家奇道,雖事等班超,而勢非強漢,機欲潛深,法應秘密。出疆之日,身入羊群,實垂虎口,安危呼吸,宜資權變,事情遷貿,難拘一律。如蒙圣明特遣,受命以后,仍望稍假便宜,以求克濟。伏乞圣裁。[1]113-115
 

“朝鮮監護”論的內容及其用意探討
 

  在徐光啟的奏疏中,首先言明了后金在“累勝”明軍之后未繼續進犯的原因是“后有北關,前有朝鮮”,北關即女真葉赫部,乃其“貿首之仇”,朝鮮則為大明之“懷恩之屬”。而如今“開原不守,北關隔絕”,徐光啟認為與努爾哈赤抗爭的葉赫部必將被后金所征服,朝鮮則經“師徒喪敗”之后,也已“魄悸魂搖”,不再有與明軍共拒后金的勇氣。

  徐光啟對朝鮮之所以得出上述判斷,是因為已經得知來自遼東軍門的有關朝鮮與后金一些傳聞。薩爾滸之戰中,朝鮮援軍統帥姜弘立、金景瑞等在深河之役中率眾投降后金。姜弘立雖然身在后金,但是戰后的朝鮮并未對姜弘立等人及其家屬有任何懲治舉措。風聞這一情報的遼東軍門,不免對朝鮮產生懷疑,認為朝鮮有私通后金之嫌。遼東韓參政對朝鮮譯官李承允言:“汝元帥不戰降賊,其情叵測。今聞爾國囚系投降將官家屬云,然耶?”遼東將領于承恩為了探明朝鮮對后金的態度,甚至“遣其侄子于昌城,訪察元帥家屬囚系以去。”[2]

  另一方面,朝鮮降將姜弘立與國內以及朝鮮與后金互通書信的情況也廣泛流傳于遼東地帶。[3]因此,徐光啟在奏疏中稱:“昨傳謾書恐喝挑激,鮮之君臣事勢狼狽。既為遜辭復之,繼以敗將俘軍羈留為質,且怵且誘,遂入牢籠,贄幣餼牽,交酬還往”,認為“鮮奴之交已合”,后金“蕩然無復東方之慮矣。從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遼,射天逆途,殊未可量”。以此,徐光啟得出結論,“即使遼左尚存,而鎮江、寬甸再有一失,朝鮮又為異域,后來以小攻大,鮮或不從,脅求假道,易于反掌。”從明與后金之后的戰局發展態勢以及1627年后金對朝鮮所采取的軍事行動看,此時徐光啟的預判還是相當準確的。

  徐光啟在分析開原淪陷后的三方情勢之后,認為后金以威脅與拉攏的手段與朝鮮私通是其斬斷明與朝鮮掎角之勢的“狡謀”,而明廷則只要“聯屬朝鮮,即為我之勝算”,繼而提出要“遣使宣諭,因而監護其國。”

  此時的徐光啟就如何應對朝鮮的持難、朝鮮與后金的媾和以及來自朝鮮朝廷的不可預知的反對勢力,并沒有提出具體的良策,所強調的惟有君臣之義、“復國鴻恩”等等而已。因為他深知“使事所重,又非全在武力”,而且明朝國力也非昔日可比,所謂“此舉兵家奇道,雖事等班超,而勢非強漢”,因此難免會“身入羊群,實垂虎口,安危呼吸”,故請求如能成行,資其以權變,并“稍假便宜,以求克濟。”

  徐光啟果真認為憑借“華夏君臣,天經地義”能夠說服朝鮮嗎?如此,奏文中又為何請求“資權變”、“假便宜”?如果不是這樣,請行朝鮮而“察其情形”、“扶其顛危”的真正意圖又是什么?從徐光啟本人的書信及其他文稿當中,不難發現他并不相信通過所謂的朝鮮“若被誘脅,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就能取得改變朝鮮對后金態度的實際效果。早在薩爾滸之戰的前一年,他在給老師焦竑的信中認為,如果征兵朝鮮二萬,葉赫部一萬,“兩路牽制,一路出攻,約周歲之內”,便可擊敗后金。但同時,徐光啟也認為如果“無糧無賞”,朝鮮并沒有動力援助明廷,明與朝鮮的聯合遲早會破裂。而聯合葉赫部也只是權宜之計,甚至可能是養虎為患,說明此時的徐光啟對朝鮮及葉赫部都不信任。3因而在開原陷落以及朝鮮與后金媾和傳聞等因素的影響之下,始由征兵朝鮮改變策略為監護朝鮮。而監護朝鮮所要達到的目的,雖然在奏疏中僅僅提及“即狂謀無厭,可以犄角成功。若暫守封疆,亦是輔車相倚”,但真實的意圖在兩年后的天啟元年 (1621) 五月十二日的“仰承恩命量力知難疏”中則表露無遺。奏疏中謂:“如前年朝鮮之行,聽臣所請,縱未能擒奴馘李,亦足牽其內顧。”[4]191其中的“馘李”二字頗能表明徐光啟監護的用意,足以表明徐光啟所謂的“監護”實際上有干預朝鮮內政之嫌。同時亦可見,當時朝鮮對徐光啟監護論意圖的判斷與擔憂并非憑空想象。[5]271

  在當時的明廷,認為朝鮮被后金威脅而與其媾和,并深感憂慮的臣僚也不在少數。時為遼東經略的熊廷弼就認為“朝鮮雖與中國世修鄰好,原無他腸。但見三月出征以前,勢在騎虎。三月以后,情若騎墻。況其強悍,不比北關。北關且滅,何況朝鮮。倘奴酋加兵城下,勢必舉國以降。朝鮮若降,借朝鮮之艫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6]熊廷弼在萬歷三十六年 (1608) 曾巡按遼東,熟悉遼東事務,對朝鮮經“壬辰倭亂”后的殘敗局面也頗為了解。熊廷弼結合當時朝鮮的國力,認為薩爾滸戰前朝鮮出兵援助明朝,實際上是“勢在騎虎”,左右為難。而且遠比朝鮮強悍的葉赫部尚且屈服于后金,那么兵敗深河之后,朝鮮也就不得不搖擺于明與后金之間,其所謂“情若騎墻”,至為透徹,由此也可見熊廷弼對當時遼東局勢以及朝鮮有著非常清晰的判斷,因此他與徐光啟有相同看法也就不難理解了。時為云南道監察御史的張至發也認為,“但今奴酋,又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惴自保,能必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舲舸南至,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山之東、淮之南,皆順流而下,運道阻,則京師有坐困耳。”[5]271總而言之,疲弱的明朝內政外局,使得此三人都認為北關葉赫部必將屈服于后金,而如果再失去朝鮮對后金的牽制,那么無論鎮江、寬甸之陸路,還是登、萊之水路,后金都會對明構成全方位的軍事威脅,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促使了徐光啟的第一次“朝鮮監護”奏請。

  二、明廷內部反應

  對于徐光啟的“朝鮮監護”論,明廷臣僚大體上形成了三種意見。以吏部尚書趙煥為首的一派,主張差遣“左春坊左贊徐光啟兼監察御史,如議量募兵訓練,帶往朝鮮,監護該國,就便練兵,以杜外勢。照出使外國例,賜一品服色。”同時,派遣“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閱視遼東兵馬錢糧,宣諭軍民及北關諸虜,以聯犄角。”[7]11173從趙煥的題請是“合大小各衙門官員公同會議”的情況來看,這一意見應在明廷當中占據多數。平素深得朝鮮使臣敬重,并且對朝鮮未有疑心的大學士方從哲此時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1)

  從文獻記載看,當時明廷內部對徐光啟的建議提出異議者寥寥無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時任兵部尚書的黃嘉善。時,“光啟遼疏條陳諸策,頗似識務,故臺閣諸臣,或云:壯其義膽,服其忠猷;或云:曉暢兵事,智略出人。圣旨久不準下,則六部伏閣,聯疏催下,兵部尚書黃嘉善,一言持難”,招致“科官劾以誤國,請申三尺。”[5]274黃嘉善素來視朝鮮為忠貞之國,在熊廷弼、徐光啟等人上疏表示對朝鮮疑惑的前幾天,仍奏請允許朝鮮破例加倍購買弓面、焰硝等限購的軍需物品,并請“乞溫旨,獎其忠勤,則該國威恩圖報,自當益勵初心”,明神宗對此也予以認可。[8]11106-11107因此,黃嘉善的異議,應該在明神宗對監護論的決斷上產生了一定影響。

  另有一種意見是既贊賞徐光啟“不辭險阻應援內地,厚詰兵戎,膽量識力自其壯志”的魄力,但又認為監護并不是當務之急,時任工科給事中的祝耀祖即持此議。他認為:“但今可慮者,不在朝鮮而在遼東,未有舍近而圖遠。兵之可練者,不在遐方而在中國,未有去實而課虛也。莫若用之近地,布威宣信,仗義鼓勇,或加以御史職銜,如翰林徐有貞、趙貞吉故事,庶訓練有人,觀聽自改。”[7]11172也就是說,監護朝鮮并不能解決當前明朝面臨的實際問題,不如諭之以天大國的儀禮及大國之威,或派遣監察御史宣諭朝鮮,使朝鮮斷絕與后金交往。很明顯,祝耀祖實際上與黃嘉善一樣,是在堅持傳統朝貢體制下的對朝外交政策。

  上述三種條陳奏報明神宗的結果,黃嘉善和祝耀祖的建議得到了首肯,并根據祝耀祖的徐光啟“不宜遠差”的建議,著其在京留用。同年九月,徐光啟被任命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事務。[9]對于派遣姚宗文宣諭遼東的提議,明神宗認為“遼東有經略,今著姚宗文去,恐十羊九牧”,也被同時加以否決。[7]11173-11174

  萬歷中期以降,明朝官員的奏疏多有“留中”現象,甚至事關遼東戰局的緊急奏疏也常常“留中”而“不報”。云南道監察御史張至發在奏疏中稱:“竊自我師三路喪衂,三月以來,諸臣請經略、請閱視、請募兵,皇上皆漠然置不報。”[5]271但對于有關朝鮮的奏疏,明神宗卻即時下旨決斷,看起來是比較匪夷所思的事情。不過,如果回顧以往明神宗對朝鮮的正面認識和親近態度,卻也可以認為是在情理之中。“壬辰倭亂”的前一年,朝鮮陳奏使韓應寅赴京“陳奏日本恐脅我國,欲入寇大明等情”,意外得到了面君的榮耀。“帝出御皇極殿,引使慰諭勤懇,賞赍加厚,降敕獎諭。皇帝久不御朝,外國使臣親承臨問,前所未有也。”[10]與此同時,明神宗還下旨稱:“該國偵報,其見忠順,加賞以示激勵。”[11]另外,明神宗對于朝鮮事務主張實行不干涉其內政的政策。早在萬歷三十二年 (1604) 對兵部的諭旨中,明神宗已經表明了對朝鮮此類外交事務的看法:

  朝鮮兵計,原宜該國君臣自強。若朝廷遣官訓練,必有生端掣肘等弊,彼此皆為不便。爾部其行文移咨王及時修政,以圖保國。果有重大聲息,星馳奏來,以憑處置。[12]而徐光啟的監護策,帶有強制管轄朝鮮的意圖,其在奏疏中以“漢開河西四郡”為例便是這一意識的集中體現。這本質上是要打破傳統的朝貢關系體制,以此維護明朝的邊疆安全。對于徐光啟的“監者察其情形,護者扶其顛危”的主張和“選擇參佐義從二百余人,中帶巧工教師”,以便“練得鮮兵二萬”[1]116的意圖,明神宗應該心知肚明。因此可以說,徐光啟的監護論并不符合明神宗一貫的對朝政策。更何況此時的神宗對于遼東戰局并不大關注,甚至應該還存有較為樂觀的態度。此前吏部尚書趙煥等上疏稱“皇上勿輕奴無能為,且謂經臣既出便可御敵也”[7]11173,也可知明朝臣僚普遍認為明神宗對后金的軍事實力并未看重。基于上述原因,徐光啟的監護論被否決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駐兵練兵朝鮮義州論與再請“監護朝鮮”

  在徐光啟提出監護論的萬歷四十七年 (1619) 六月,素來與徐光啟之對朝認識與策略不謀而合的熊廷弼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并于當年九月題奏“朝鮮貢道添兵疏”,主張在“朝鮮入貢必由之路”的鎮江布置重兵。同年十一月,又提議“在鎮江設兵二萬人”,“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均得到了神宗的認可。[13]熊廷弼的這一策略,雖然對朝鮮的干涉程度弱于徐光啟的監護論,但就傳統朝貢體制而言,兩者并無本質差異。實際上,對朝鮮抱有懷疑態度的明廷臣僚在徐光啟奏疏監護朝鮮的第二年,就已經開始關注與鎮江一江之隔的朝鮮義州的戰略地位了。當時刑科曾汝召與李奇珍等上奏稱:“朝鮮監護之說,徐光啟自請行,莫若遣劉時俊為宣慰護之,練兵于義州,資唇齒也。”[14]244此所謂的義州練兵,與熊廷弼之屯兵策并無不同。但是,此次屯兵朝鮮義州的策略,由于“兵部所調援兵,俱是紙上慮數,十無二三到遼陽者”而未能如期落實,[15]11276以至熊廷弼慨嘆“鎮江添設之兵將何在?四路各設重兵何在?則前議亦紙上之空談耳。”[16]11315可以看出這一舉措未能得以實施的原因,與徐光啟的監護論亦有諸多雷同之處。

  令人意外的是,明神宗對熊廷弼屯兵朝鮮的提議并沒有加以反對。其中緣由,應該與朝鮮的三次上奏有關。在熊廷弼奏請“添兵”和屯兵的當年五月和十一月,神宗接到了朝鮮兩次告急奏本。奏本中朝鮮歷數后金“勢兇逞益熾”、“兇奴嫚書狂悖”、“欲謀吞噬”之形,并陳“小邦危逼益急”之狀,神宗下旨“作速議覆,稱朕憫恤保全至意”,令兵部妥善應對。[8]11252同年十月,遼東巡撫周永春奏言:“鎮江為朝鮮入貢必由之路,又登、萊之咽喉,而金復四衛之門戶也。鎮江一失,朝鮮必亡,海道必絕。乞敕下兵部議添兵將,以固東藩。”[17]神宗亦當即令兵部速為議覆,從中可見神宗對朝鮮的關注程度。因此,在熊廷弼奏“朝鮮貢道添兵疏”時,神宗的旨意是“務使兵力強盛,足為朝鮮聲援。”[15]11276到了第二年,熊廷弼由于缺兵少將無法屯兵鎮江等地,進而奏請調兵,神宗下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著該部作速議覆。”[16]11315也就是說,明神宗對于在鎮江部署兵力,每次都即時下達旨意,令兵部從速議覆,所強調的都是對朝鮮的保全,符合神宗一貫的“字小”原則。因而允可明軍在朝鮮義州的屯兵之策,也是神宗出于保護朝鮮,使其免于后金兵禍的關鍵而又真實的意圖,并不能等同于徐光啟試圖打破傳統朝貢關系體制的“監護”論。

  萬歷四十八年 (1620) ,朝鮮就其與后金媾和的傳言、明對朝鮮“或將宣諭,或要監護”以及屯兵朝鮮等事由,派出辯誣使臣赴京。朝鮮辯稱與后金之往來,實是“相繼制權,兵家勝算;闔辟馳張,待夷常道……小邦今日既無可諭之端,亦無可監之機,乃欲置之于虞疑之地,至煩外服之建置乎。”明神宗令兵部和禮部議覆,兵部認為:“該國世篤忠良,只以胡使往來,書詞酬應……宜給敕書一道,俾經略頒示該國,以彰天朝字小之仁,以寢狡夷構誣之計。”禮部亦謂“不得執道路之流言,疑忠順之屬國。”其時,閱視邊務的吏科給事中姚宗文也認為,屯兵朝鮮義州,非朝鮮所愿,應“厚赍以嘉之,使自為守備,作我藩屏。在我鎮江等處,如臣疏議,別為防守之策,庶使朝鮮得聲勢相倚,有所恃而無恐矣。”[18]如前所述,明兵部尚書黃嘉善曾對徐光啟的監護論持有異議,而大學士方從哲亦對朝鮮素有好感,姚宗文則素與熊廷弼不合。4有了上述朝鮮國王的辨疏,兵部、禮部的議覆以及姚宗文的奏疏,一心“字小”的明神宗自然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熊廷弼的義州屯兵策也就宣告失敗了。

  及至天啟元年 (1621) ,明熹宗再次起用徐光啟。徐光啟入朝之后便建言“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19]徐光啟趁勢于五月初九日再次進呈“監護朝鮮”疏,十二日,“奉圣旨:這開寫疏內,有此時當議行的,該部仍再查覆。”[1]115奉旨當天,再上“仰承恩命量力知難疏”,稱“臣自知自量,則身非可用,而言或可用……萬一用臣之言,而相時度勢,臣之綿力有可自效者。如前年朝鮮之行,聽臣所請,縱未能擒奴馘李,亦足牽其內顧。至于今日,又可北連江夷,西接礦民,為恢復之計。如此之類,臣自請行,亦不敢避難也。”[4]191時隔近兩年之后的徐光啟依然堅持自己的對朝方略,并認為當年如果采納了他的建議,此時的明軍將已經與海西女真的葉赫等部連成一片,形成對努爾哈赤的聯合阻擋之勢。

  此時明與后金角逐的戰局態勢較之兩年前更加惡化。在徐光啟首次奏疏“監護朝鮮”后的萬歷四十七年 (1619) 七月,鐵嶺陷落,不久,努爾哈赤的死敵葉赫部被其擊破,喀爾喀蒙古也歸順了后金。第二年,明神宗卒,光宗繼位一個月亦卒,熹宗再繼位。明朝政局一年三變,朝廷內部黨爭亦日趨白熱化。及至天啟元年 (1621) 三月,后金又陷沈陽、遼陽,“數日間,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陷”[20],遼東之地幾乎盡歸后金所有。當時,“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于是廣寧巡撫王化貞上疏,一方面“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于功名”,另一方面又請“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仇”,明熹宗俱加以應允。[21]725于是,“追恤三路死事”,“其朝鮮將官金應和等八十三員,移文彼國,從厚贈錄”[22],并“給銀”,令朝鮮“本國致祭”[23]。也就是說,此時明面臨著遼東盡失,廣寧危機,而如果廣寧不保,則山海關門戶洞開,危及京師的局面,因此,明廷懷柔朝鮮猶恐不及,以期“決奴連和朝鮮之謀”,更遑論監護朝鮮了。這是徐光啟第二次奏疏宣告流產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天啟初年的明廷已經無法向徐光啟提供“監護朝鮮”所需的財力和軍力。史料記載,萬歷中后期的財政已經是“帑竭藏空”、“國儲若洗”,[24]有學者認為,遼東戰事爆發之后,“明朝財政的實際景況真是殘燈如豆、風雨飄搖。”[25]至于明朝的軍力狀況,亦如徐光啟在給熊廷弼的書信中所描述的,“讀別札,知遼城守備,全無足恃。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無將無馬”[26],已經達到了極其困窘的地步。加之時任兵部尚書的崔景榮與徐光啟間的緊張關系,5都使得徐光啟的對朝策略難以實施,就連他本人不久也被排擠出朝廷之外。

  與萬歷四十七年 (1619) 的情形極為相似的是,當徐光啟的第二次奏疏沒有了下文之后,熊廷弼再次出面,提出聯合朝鮮的“三方建置”策,奏請以鎮江為基地,派“一智略臣,前往該國,督發江上之師,就令權駐義州”。具體來說,就是“敕諭慰勞”朝鮮君臣,派“習知鮮、遼形勝要害與民情土俗”的南路監軍梁之垣督發朝鮮將士,并“詔書憫恤遼東官軍士民之逃鮮者,招集團練以成一旅,與麗兵合勢。”[27]這里雖然未提及屯兵,但派梁之垣招募明遼東逃難至朝鮮的軍民,顯然有練兵于朝鮮義州的意圖,同時還有監督朝鮮,防止其與后金聯結的目的。實際上,當時熊廷弼對朝鮮的憂慮還是接近于事實的。朝鮮史料載,此時的朝鮮與后金“往來不絕,天朝致疑日深,遼廣諸鎮莫不疑阻。”[28]但是,與徐光啟有所不同的是,熊廷弼在遼東布局中始終不愿放棄義州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其“三方建置”的方略當中,義州“東南大扼要處”的地理位置著實不容忽視。

  正如熊廷弼所說的一樣,“三方建置”策提出不久就變得“有名而無實”了。[14]248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所述的明廷財力、兵力、軍械嚴重不足之外,根據《明史》的記載[21]725,還可以大致歸結出以下幾點原因。其一,熊廷弼得在朝廷之中比較孤立,“朝士多厭惡之”,特別是在彈劾寧夏總兵杜文煥等問題上,與兵部尚書張鶴鳴結怨。熊廷弼上疏稱“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不答”,便是典型的例子。其二,熊廷弼“有經略名無其實”,與其共圖恢復遼東大計的廣寧巡撫王化貞手握兵權,“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卒”。由于二人之間“有隙而經撫不和”,熊廷弼無法實施其戰略意圖。他的三方建置是“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后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以守”的方略,而受王化貞所遣的毛文龍取得了所謂的“鎮江之捷”,熊廷弼認為這是“亂三方并進之謀,誤屬國之。目為奇功,乃奇禍耳”。于是,“貽書京師力詆化貞”,導致兩人關系日益惡化。而兵部尚書張鶴鳴對王化貞卻“深信之,所請無不允”。其三,張鶴鳴對派往朝鮮的梁之垣“故稽其餉”,加之陸路貢道阻隔,致使梁之垣在天啟四月才到達漢城,而此時作為“三方建置”中重要一環的廣寧,已經潰敗于后金,最終練兵朝鮮義州策也化為烏有。

  四、結論

  17世紀上半葉,隨著后金的崛起,明王朝的國運日趨衰敗,東北防御受到強有力的挑戰。同時,經歷長達七年之久“倭亂”的朝鮮面對后金這一強鄰,也感到力不從心,對國家安全同樣表現出極大的憂慮。特別是在決定遼東戰局走向的薩爾滸之戰以后,朝鮮光海君實行了所謂的“兩端”外交政策。風聞朝鮮與后金有密切往來的明廷,為了挽救國家危機,同時防止朝鮮倒向后金陣營,明廷內部出現了強制控制朝鮮的徐光啟之“朝鮮監護”論。徐光啟提出這一對朝策略的歷史依據是,“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漢開河西四郡,通西域,置護羌戊己校尉、都護、長史、司馬,以控制諸國”,很顯然,其所舉先例,都超出了東亞傳統朝貢冊封關系的內涵,與元朝時期與高麗的所謂“變質”[29]的朝貢關系,也即支配性的關系更相類似。其實質是對傳統朝貢關系體制的變通,一改明初以來對朝貢體制的認識。而朝鮮作為這一傳統朝貢秩序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所受到的沖擊最大。如果打破維持了數百年的朝貢體制的基本格局,也即不干涉朝貢國內政的“字小”政策,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朝貢體制行將破裂。

  熊廷弼等人的屯兵、練兵朝鮮義州策,與徐光啟的監護論相比,雖然對朝貢國的干涉在程度上有所減弱,但就傳統朝貢體制而言,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誠然,熊廷弼等人的屯兵策最為直接的目的是強化鎮江“東南大扼要處”的作用,以期與朝鮮形成相倚之勢,并達到恢復遼東、使朝鮮免于被后金攻擊的戰略目標。但是,作為朝貢國的朝鮮對此卻深表疑慮,認為“如徐光啟監護之議,張至發陰順之說,迭相唱和,論議崢嶸,經略留兵義州之請,亦安知與徐、張所見相為表里乎?”[30]對于朝鮮的想法,諳熟遼東及朝鮮局勢的熊廷弼并非不知,但在遼東危急萬分時期,兩次提出這一策略無非是基于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而朝鮮的自主國家地位顯然是被置之度外了。這在古代不平等的朝貢關系格局中,也并非沒有先例可循。因此,朝鮮對于明廷欲屯兵義州之舉,雖然憂慮明軍入其境內會帶來種種弊端,但也感到束手無策。6

  總而言之,雖然徐光啟的監護策和熊廷弼的屯兵策都未能得以實施,但卻給朝鮮朝廷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也使兩國關系蒙上了一層相互猜忌的陰影。原本就對明廷國力抱有懷疑態度的朝鮮光海君,在之后的對明政策上變得更加消極,而愈發積極籠絡后金,以期免于后金的軍事威脅。而明廷雖然也了解到“朝鮮逆節已著”,但鑒于江河日下,自救不及,也只能采取觀望與默認的態度而已了。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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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明熹宗實錄:卷八 (天啟元年三月己亥) [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198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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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全海宗.韓中關系史研究[M].漢城:一潮閣, 1982:50.
  [30] 朝鮮光海君日記:卷一四八 (十二年正月丁酉) [M]∥朝鮮王朝實錄.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 1986:293.

  注釋

  1 《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一,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
  2 略舉代表性論文有:桂承范《從朝鮮監護論看光海君時期的外交路線之爭》, (《朝鮮時代史學報》34, 2005) ;權仁溶《朝鮮對明末“朝鮮監護論”的認識》, (《明清史研究》, 第三十三輯, 2010) ;金宇鎮《月沙李廷龜的對明外交活動---以宣祖與光海君時期為中心》, (《朝鮮時代史學報》61, 2012) 。
  3 《徐光啟集》下, 卷十, “復太史焦座師”, 455-456頁。“朝鮮助順之兵也, 無糧無賞, 至得奴酋之首, 不名一錢, 云咨行該國, 自行升賞, 其解體必矣。北關自救之兵也, 從前嫁禍于我矣。即能梟酋首, 亦自為報怨、圖存之事, 非盡為我也, 而以奴之敕書全許之。此六百余紙者, 歲幣數萬金之契券也。為一北關受侮受辱, 生靈涂地, 竭天下之力, 與共克奴酋, 彼宜如何報答, 而反予之歲幣數萬金乎?且并其地而許之乎?北虜虎墩兔亦來挾求敕書, 似又將許之, 是去一奴, 生二奴也;去一費, 生二費也。如此措置, 就得成功, 遼事尚可為乎?”
  4 《明神宗實錄》卷五八四,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壬寅。“若遣徐光啟監護朝鮮以壯聲援, 遣姚宗文閱視遼東, 并宣慰北關, 以攜虜勢。”
  5 《明史》卷二五九, 《熊廷弼列傳》。“宗文者, 故戶科給事中。丁憂歸還朝, 欲補官, 而吏部題請諸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 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己疏, 屢上不得命, 宗文計窮, 致書廷弼, 令代請。廷弼不從, 宗文由是怨。后夤緣復吏科, 閱視遼東士馬, 與廷弼議多不合。”
  6 《明史》卷二五一, 《徐光啟列傳》。“光啟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 御史邱兆麟劾之, 復移疾歸。”
  7 《朝鮮光海君日記》卷一四八, 十二年正月丁酉。“我國之請, 雖在于留兵寬、鎮, 而天朝豈能盡從我國之原, 勿令越江乎!”
  8 《明熹宗實錄》卷三五, 天啟三年六月辛未。“山東道御史吳尚默上言:……朝鮮逆節已著, 謾詞非真。大約借力于人, 總非完策, 其惟戰與守乎……得旨:邊計機宜, 聽當事諸臣協心調度, 難以中制。即有條奏, 勝畫戰守, 外不得輕議, 亦不得露章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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